IMI研报 | 地缘冲突、供应链要塞与全球能源格局重构

近十余年来，运行逾三十年的全球化进程步入深度调整阶段，大国竞争与区域博弈逐步取代一体化协同，成为国际经济政治格局的核心主线。全球化格局的转向始于2017年特朗普首任美国总统时期，截至目前，全球范围内已爆发六起重大地缘冲突，分别为2022年俄乌冲突、2023年10月以来的以色列-哈马斯战争及中东局势外溢、2026年2月底开始美国牵头的对伊军事行动，以及纳卡战争、苏丹内战与缅甸内战。在此背景下，国家安全已成为各国政府的核心政策目标之一，经济安全则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地缘冲突的生成根源可归纳为四大维度：一是历史与领土维度的结构性矛盾，部分冲突源于长期的地域文化差异、历史积怨、族群纠纷与领土主权争端，纳卡冲突是此类矛盾的典型代表；二是大国实力消长引发的格局调整，全球领导体系随国家相对实力的此消彼长发生重构，过去四十年间中国崛起与美国相对实力回落是最突出的表现；三是主权国家的主动战略调整，部分国家为扭转既有格局、获取竞争优势采取一系列政策举措，如特朗普第二任期启动的全球关税战即属于这一范畴；四是内部治理失效引发的制度性衰退，国家内部因长期政策失误出现制度性瓦解、治理能力下降等问题，当前欧洲部分国家呈现的相关现象即属于此类情况。

从表现特征来看，当前地缘冲突呈现三重典型属性：爆发具有突发性，事前预警与预判难度较高；演化过程具有高烈度性，对抗强度快速攀升；影响具有广域性，通常覆盖主权国家乃至区域经济板块，且具备持续时间长、外溢效应多元的特点。地缘政治运行具备清晰的周期特征，近期美伊双方宣布冲突阶段性结束，也印证了这一周期规律，其完整演化路径为：长期结构性矛盾积累打破既有平衡—特定突发事件触发冲突—冲突快速升级并向外蔓延—双方损失持续扩大至难以承受—一方战败或冲突主动降温—国际干预介入下形成新的力量平衡—冲突基本平息。

相较于传统地缘冲突，2016-2017年以来新一轮地缘冲突的影响呈现多维度、全链条传导特征：直接造成生命财产损失与基础设施损毁；冲击区域乃至全球供应链体系，催生关键环节的要塞式瓶颈；对全球人流、物流体系形成系统性阻滞；引发区域性物资供给短缺，进而推升全球通胀中枢；存在触发大规模金融危机的潜在风险；拖累区域乃至全球经济增长，严重时可引发经济衰退。

尽管当前伊朗战争已进入收尾阶段，但过去三个多月的冲突进程对全球经济与产业体系产生了系统性冲击。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地缘政治风险等级最高的航运咽喉要道之一，从运输规模来看，其油气运输量仅次于马六甲海峡，但在地缘冲突敏感性与战略博弈价值层面居于全球首位。战争爆发初期，伊朗即宣布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直接阻断全球约25%的海运原油流通，对应日均运输规模近2000万桶，同时阻断全球20%的液化天然气运输；此外，日均约500万吨柴油与航空燃油的海湾外运通道同步受阻。除能源品类外，支撑现代制造业的百万吨级石化原料、农业生产依赖的化肥与农药，以及半导体制造、医疗核磁共振设备所需的氦气等关键物资供给，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波及。

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共对全球九大行业形成直接冲击。能源行业首当其冲，油气供给短缺直接推升全球能源价格中枢；化工产业同步承压，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GCC）成员国是全球石化产品核心供给方，全球30%的聚乙烯出口、45%的硫磺（磷肥核心原料）、40%左右的尿素（氮肥核心原料）均经霍尔木兹海峡外运，供给中断对化工全产业链形成传导冲击；农业与食品工业受化肥供给短缺影响，印度、孟加拉国等国因原材料供给缺口出现化肥厂大幅减产，压力进一步向下游农产品与食品价格传导。

航运与海上保险市场波动剧烈。全球海上保险市场的核心份额由劳合社主导，战争爆发后，劳合社于3月5日宣布暂停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海上保险与战争险承保业务，后续虽在美国相关举措影响下恢复承保，但保费规模较战前上涨5-6倍。航空产业受航油价格大幅上涨影响，运营成本显著抬升。此外，重工业、半导体产业、汽车工业与金融业均受到不同程度的传导冲击，其中全球40%的氦气供给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卡塔尔北部气田（占全球氦气储量10%）遭导弹袭击后，氦气供给陷入停滞，直接影响半导体制造环节的冷却工序与医疗核磁共振设备的正常运行。

此外，受到影响的行业还包括航运和海上物流、商业航飞、重工业如钢、铝和基础矿业产业、电子产品制造以及汽车制造。

供给端的收缩快速向价格端传导。与战前水平相比，5月初原油价格从70美元/桶的中枢水平上涨约50%；美国普通标号汽油均价从战前的3美元/加仑升至4.3-4.5美元/加仑；欧洲天然气价格涨幅超过50%，欧洲与亚洲航油价格一度分别上涨163%和138%。化肥、石化原料价格同步大幅上涨，全球通胀压力显著抬升，美国5月CPI同比涨幅达到3.8%，创下近三年多以来的新高。

霍尔木兹海峡并非供应链要塞的孤立案例。近十年来，伴随全球化进程退潮与大国博弈持续升级，半导体、稀土加工、关键矿产、数据中心建设等诸多领域均已显现明显的供应链要塞特征，各国围绕核心环节的博弈不断加剧。

全球供应链要塞呈现两大核心属性：一是不对称性，少数关键工业产品或矿产资源的供给波动，能够对海量下游行业与区域经济产生全局性影响；二是高集中度，核心“卡脖子”环节往往掌握在少数国家或市场主体手中。例如，在半导体领域，荷兰ASML垄断了全球100%的EUV光刻机市场份额，而ASML自身又100%依赖德国卡尔・蔡司供应核心光学镜片，产业链的垂直集中度极高。在数据中心领域，美国现有数据中心约5000个，但电力供给与配套设备短缺已成为核心瓶颈，其中变压器供货周期从原有的3-4个月延长至2年，预计到2030年，美国数据中心行业将面临30万电工的人力缺口。在稀土领域，中国占据全球80%-90%的市场份额，马来西亚位居第二，日本、美国占比仅1%左右，供给端的集中度特征十分显著。

新能源关键矿产领域的供需错配与产能集中特征更为突出。镍资源方面，美国全球储量占比不足1%，但预计2035年需求产能比将达93倍，中国在印尼镍生产加工环节占据主导份额；钴资源方面，美国储量占比不足6%，2035年需求供给比为1.33倍，中国占据全球73%的钴加工产能；锂资源方面，美国储量占比约12%，2035年需求产能比仍达3-4倍，中国锂加工能力占全球59%。

受AI产业浪潮驱动，存储芯片与能源供给正在成为新的要塞环节。当前存储芯片市场基本由韩国两家企业与美国一家企业主导，价格与供给高度集中；芯片制造环节以台积电为核心，英特尔正逐步恢复产能。长期来看，AI发展的核心瓶颈将转向能源供给，数据中心对稳定电力的需求持续提升，核能的战略价值日益凸显，铀矿资源作为核能发展的核心原料，将成为未来全球资源博弈的重点领域。

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直接推动全球能源体系加速重构，这一变化体现在通道替代、供给中心转移、能源结构转型三个层面。

过去十余年间，尽管光伏、风电等替代能源规模快速扩张，但全球油气消费总量仍保持缓慢增长态势，当前全球原油日均需求规模约为1.04亿桶。从区域分布来看，亚太、欧洲地区消费规模显著高于本土产量，是主要的能源输入区域；中东、北美、俄罗斯及欧亚地区是主要的能源输出区域，其中中东是全球最大的产能盈余地区。

霍尔木兹海峡封锁造成日均约2000万桶的供给缺口，尽管全球石油产能冗余可实现日均200-400万桶的快速增产，但远不足以填补缺口。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地缘冲突频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从未被全面封锁，两伊战争期间也仅受到部分影响，本次是历史上首次出现全面封闭的情况，因此造成的供给冲击十分严峻。目前海湾国家已建成三条规避霍尔木兹海峡的输油管道：一是沙特阿拉伯的东西管道，全长1200公里，连接阿布盖格油田与红海沿岸延布港，最大输油能力为日均700万桶，冲突期间已接近满负荷运行；二是阿联酋阿布扎比原油管道（ADCOP），全长约400公里，连接哈卜善油田与富查伊拉港，日均输油能力约150-180万桶；三是伊拉克基尔库克至土耳其地中海港口的输油管道，全长约1000公里，因地缘争端此前长期停运，2026年3月17日恢复输油，日均输油量约17万桶。即便三条管道全部满负荷运行，中东石油供给仍存在日均约1500万桶的缺口，冲突以来全球累计供给缺口已超10亿桶。

针对长期通道替代，目前市场提出两类主流方案：一是在阿曼穆桑代姆半岛开凿运河，彻底绕开霍尔木兹海峡，但该区域地形崎岖复杂，预计投资达1000-2000亿美元且建设周期漫长；二是在阿联酋ADCOP管道基础上平行扩建，预计需铺设10条同等规模管道，总投资400-600亿美元，工期3-4年，可行性相对更高。此外，沙特正牵头构建“海上+陆路”的新型国际航运体系，以系统性降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

美伊冲突爆发后，全球油气供给加速向北美与拉美地区倾斜。当前中东日均石油供给缺口约1400万桶，而美国石油出口规模较战前增长三分之一，成为核心增量供给方。伊战爆发后，印度与美国迅速达成协议，锁定年均220万吨的液化天然气进口，全面替代中东气源；日本也与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能源投资安排，其中石油领域投资21亿美元、天然气领域333亿美元，以美国海湾及阿拉斯加油气资源替代部分中东进口。

拉美地区产能增长势头十分显著。圭亚那自2017-2018年发现新油田以来，目前产量已达日均90万桶，探明储量约110亿桶，尽管储量占全球比重不足1%，但开采成本仅25-35美元/桶，且油品品质接近布伦特原油，在全球供给中的权重持续提升。此外，加拿大对亚洲石油出口规模激增；巴西石油产量达日均400余万桶，且已停止向美国出口，产能供给主要转向亚洲市场；阿根廷依托全球第二大页岩油气储量，正加速推进“死牛”油区开发，有望第三次成为拉美重要石油出口国。

与此同时，OPEC的全球市场影响力持续弱化。本次冲突期间阿联酋宣布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当前OPEC全球市场份额已不足27%，即便加上俄罗斯等盟国组成的OPEC+，全球储量占比也仅约三分之一，与上世纪70年代的主导地位相比已大幅下降。阿联酋选择此时退出，核心原因是与沙特的长期分歧——阿联酋多年持续投资扩产，当前产能已达500万桶/天，但OPEC的生产限额仅为320万桶/天，此时退出对组织内部的冲击相对最小。市场普遍预期，伊拉克可能成为下一个退出OPEC的国家。

委内瑞拉则有望成为石油供给的“黑马”。该国拥有全球最大的石油储量，受内部局势影响，石油产量曾从高峰的300万桶/天降至不足100万桶/天；当前产量已回升至日均110万桶，2026年有望达到日均130万桶，若实现政治稳定与大规模投资，产能增长空间巨大。若委内瑞拉产能持续恢复，叠加北美、加拿大的产量增长，全球石油中心将进一步向北美和拉美转移。十年前美国与沙特的液体能源产量基本持平，约为日均1000万桶；当前美国日均液体能源产量已超2000万桶，相当于沙特与俄罗斯产量之和，能源供给的“西移”趋势已十分明确。

目前美伊协议的核心内容尚未公开，但基本原则为“绩效导向”机制，即通过放松对伊制裁、释放伊朗海外资产作为激励，换取伊朗停止核武器研发、不干扰中东地区稳定。GCC国家在协议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核心原因在于：若战争旷日持久，中东油田将因库存饱和被迫长期减产，而老油田减产之后产能恢复难度极大，这将进一步加速石油中心向北美转移的进程。

能源供给波动也加速了全球能源结构转型。电动汽车市场在经历阶段性放缓后，于2026年三四月份迎来需求反转，特斯拉在德国、韩国等市场的4月销量分别实现145%、256%的同比增长，5月增速进一步提升。光伏产业同样迎来需求拐点，4月光伏产品销售规模大幅增长，中国光伏企业是这一进程的核心受益方。核能的战略价值在本轮能源波动中进一步凸显，美国正加速推进核能行业监管简化与审批提速，此前单个核能项目的审批周期约为十年，当前有望压缩至一年以内；目前美国已签署多份核能合作协议，核心需求方以大型科技与能源企业为主，主要用于满足数据中心等场景的稳定电力供给。

旧的全球格局正在被打破，伊朗战争中出现了诸多超出预期的现象，例如美国与欧洲、美国与英国之间延续数十年的传统盟友关系，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同时，内部政治冲突正成为地缘冲突外化的重要源头，欧洲多年来的社会政治演化，使其在本次冲突中的表现完全超出市场预期。结合全球格局变化与产业演进规律，可得出三方面战略启示。

第一，需高度重视地缘政治的动态演化，而非仅关注静态冲击。通常认知中的静态后果，是地缘冲突爆发时产生的直接影响；但现实中地缘冲突是多方博弈的动态过程，一方的策略调整会引发另一方的反制，进而持续放大冲突的复杂性。例如本次冲突中，伊朗并未与美国展开正面对峙，而是通过打击GCC国家石油资产、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方式形成战略反制；后续美国对伊朗实施进出口封锁、冲突向黎以边境外溢等，均是动态演化的结果。这一规律提示，在制定战略时需充分预判博弈的连锁反应，而非仅评估冲突爆发的即时影响。

第二，需坚持长期战略优先，避免短期应对偏离长期目标。地缘冲突往往夹杂历史恩怨、领导人互动与民众情绪等多重因素，短期应急策略容易与长期战略目标产生偏差。例如欧洲2011年前后受“阿拉伯之春”影响开放边境，后续十余年持续承受移民政策带来的社会治理压力，正是短期决策忽视长期影响的典型。当前中国从中东进口石油占消费总量的40%以上，其中伊朗原油占比约一成；国际对伊制裁后，伊朗原油主要出口至中国，也带动了中国对伊朗的大量投资与炼化产能布局。在此过程中，需综合权衡短期收益与长期战略安全，实现短期利益与长期布局的平衡。

第三，需充分认识内部制度性制约在地缘博弈中的核心作用。国家间博弈的核心约束往往并非外部军事实力对比，而是内部制度性因素。本次对伊军事行动中，美国具备压倒性军事优势，且能够对伊朗实施摧毁性打击；但军事能力并非美国的最大制约，国内党派反对、主流舆论导向、中期选举、司法体系对总统军事权限的限制等内部制度性因素，才是约束其军事行动的核心变量。这一规律对制定对外战略、评估大国博弈走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围绕地缘冲突、供应链要塞与全球能源格局重构，“大金融思想沙龙”第277期与会嘉宾在发展逻辑、传导逻辑、风险管理进行深入讨论。

中国金融出版社原总编辑郭建伟认为在地缘冲突冲击下，全球发展逻辑从 “效率优先、成本最低” 转向 “安全优先、韧性为王”，供应链、能源体系同步重构。供应链走向区域化、本土化和多元化，能源供给趋于多元分散、绿色转型成为核心抓手，二者互相影响形成负循环，但新能源、储能、高端制造、数字供应链、区域经贸合作等领域迎来机遇。对此，郭建伟提出五项应对思路：守住关键产业、核心技术、能源供给安全底线，货源、通道、合作市场等多元布局，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深化区域协同合作，健全风险预警机制。他还建议，我国制造业优势显著，企业应加快 “走出去”，依托产能优势多元布局，在全球重构进程中把握机遇，提升我国产业安全性与发展韧性。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从地缘动荡推升全球滞胀风险这一背景切入，引出中国经济在“抗冲击”和“再蓄力”两个维度具备比较优势。首先，地缘政治动荡持续发生。在“滞”的维度，高利率与不确定性共同压制全球经济增长，主要通过能源供给渠道、行业渠道与产业链渠道三方面带来复合影响。“胀”的维度下，供给冲击推升通胀，油价对于经济体通胀包含一轮效应与二轮效应的叠加，目前仍处多维传导过程中，需持续观察。在此背景下，中国在“抗冲击”与“再蓄力”均具比较优势。短期“抗冲击”方面，中国物价运行平稳、贸易发展韧性足，能有效抵御外部风险。长期“再蓄力”方面，宏观上，新质生产力积蓄信号明显，中国政策正围绕进一步激发经济潜能的方向优化，新动能加速重塑经济结构。微观上，中国企业价值链重构持续推进“纵向攀升”与“横向布局”的双重结构转型，锚定新定位。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资深风险管理专家陈忠阳教授从风险管理的不同视角切入，探讨中国特色供应链风险管理。他首先阐述了系统性风险视角的理论架构，然后指出西方市场经济主要采取向下分散机制，依靠破产与资本限额等市场机制，金融市场与风险交易配置体系，会计公允价值原则和投资净值管理等应对系统性风险。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便是风险向上集中。我国在引进西方风险向下分散体系的同时，保留了国有资本、产业政策等风险向上的制度安排，其影响有双重性。聚焦中东战争引发的全面石油危机，我国依托风险向上集中的举国体制，通过政府落实能源战略储备、应对长期能源风险等举措，有效进行风险管理。因此，应对供应链风险应坚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方能平稳应对国际局势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