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报】外卖平台反垄断调查事件深度调研

事件快讯

2026年1月9日，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公告，宣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对外卖平台服务行业的市场竞争状况开展调查、评估。此举是国家首次针对外卖行业启动的反垄断调查，旨在深入了解外卖平台在市场竞争中的行为，广泛听取平台内经营者、新就业群体（如外卖骑手）和消费者等各方意见。调查将采取现场核实、当面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全面评估外卖行业的竞争状况，并对潜在的垄断风险进行分析论证。此次调查评估是监管部门表达竞争关注、评估垄断风险、规范市场秩序的重要举措，旨在传导监管压力，提出相应的处置措施。外卖平台企业被要求积极配合调查，严格落实反垄断合规主体责任，以防范和化解垄断风险，促进外卖行业创新和健康发展。

调查背景深度分析

行业现状：经济作用与行业矛盾

外卖平台服务行业作为中国平台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消费、扩大就业、推动技术创新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外卖市场规模持续扩大，用户规模已突破数亿人，成为餐饮消费的重要渠道之一。外卖平台通过数字化手段连接了消费者、商家和骑手，构建了“线上点餐+即时配送”的新消费模式，极大地方便了居民日常生活，并催生了“外卖骑手”这一新兴就业群体，为数百万劳动者提供了就业机会。

然而，在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一些深层次矛盾逐渐显现，突出表现在“补贴大战”“流量控制”和“挤压实体经济”等方面。近年来，外卖平台为了抢占市场份额，展开了激烈的“烧钱”补贴竞争，大额补贴和优惠频出，吸引了大量消费者涌入外卖平台。例如，有报道指出，某平台曾推出“0.1元喝奶茶、9.9元吃炸鸡”等极端促销活动，表面上让消费者以极低价格享受外卖服务，实则由商家和平台共同承担了巨额成本。这种“补贴大战”虽然在短期内刺激了订单增长，但被指加剧行业内卷，形成了“多输”局面：平台和商家的利润率双双下滑，骑手收入增长受限，消费者也未必真正受益，且实体经济受到冲击。

同时，外卖平台对流量的控制也引发了争议。头部平台凭借用户规模和数据优势，在商家入驻、订单分配和广告投放等方面拥有强大的话语权。一些平台被指通过算法和规则将流量引导至特定商家，从而影响中小商家的曝光度和生存空间。此外，平台对商家抽取的高额佣金也成为矛盾的焦点之一。部分商家反映，平台抽成比例普遍在20%以上，个别平台对非独家合作的商家抽成甚至高达23%以上，导致许多商家“给平台打工”，利润微薄。这些行业现状表明，外卖行业在快速扩张的同时，也面临着公平竞争、商户权益和消费者福利等多重挑战，需要引起监管部门的高度重视。

政策动机：为何此时出手？

监管部门此时出手开展外卖行业反垄断调查，既有其深刻的政策考量，也与社会舆论的强烈呼声密切相关。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平台经济的创新和健康发展，强调要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外卖行业作为平台经济的重要组成领域，其竞争秩序直接关系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近年来，外卖平台之间愈演愈烈的“内卷式”竞争，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应。大量消费者、商家和骑手通过各种渠道反映问题，如外卖补贴大战导致商家利润被压缩、骑手权益受损，以及平台利用数据优势实施“大数据杀熟”“二选一”等行为，侵害了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例如，有餐饮商家直言，高额补贴“羊毛出在羊身上”，让本已脆弱的中小商家更加难以生存。又如，外卖骑手因算法派单严格、工作强度大、缺乏保障等问题频频登上新闻，引发公众关注。这些社会反馈为监管介入提供了民意基础。

从政策层面看，此次调查是落实国家平台经济监管战略的具体行动。近年来，中国持续强化反垄断执法，相继出台了《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等政策文件，明确将“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算法合谋”等列为重点打击对象。2025年以来，监管部门多次约谈外卖平台企业，要求其规范经营行为，摒弃恶性竞争，维护公平市场秩序。此次启动行业调查评估，正是在前期约谈和监管举措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旨在系统性地评估外卖行业的竞争状况，找出潜在的垄断风险点，为后续的规范措施提供依据。这体现了监管部门“规范与发展并重”的思路，既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带来的负面效应，又鼓励平台企业通过创新和提升服务质量来竞争，而非通过烧钱补贴和垄断手段争夺市场。

现实案例：用户、商家与骑手的痛点

用户：补贴与体验的两难

对于消费者而言，外卖补贴大战短期内带来了“薅羊毛”的快乐，但长期来看也引发了诸多不满。一些消费者表示，大额补贴虽然降低了点餐成本，但补贴结束后价格回升，让人感觉“优惠过眼云烟”。更关键的是，有消费者质疑部分外卖商家在补贴大战中为压低成本而使用不达标的“料理包”，甚至出现食品卫生隐患，影响了消费者对外卖品质的信任。此外，有消费者反映，在参与平台大促时经常遇到“满减凑单”的尴尬——为了达到平台设定的满减门槛，不得不多点并不需要的菜品，造成浪费。这些现实体验表明，消费者既享受了补贴带来的实惠，也开始关注补贴背后的食品质量和服务体验问题。

商家：佣金与流量的双重压力

外卖平台的补贴和竞争策略，最终压力往往传导至餐饮商家。不少中小餐饮商家对平台的高额抽成和强制促销行为怨声载道。一位经营沙茶面的店主直言，过去参加平台大促时“常常算不清账”，因为平台会在商家未同意的情况下将其商品纳入促销活动，事后商家才发现促销成本高企，利润被严重侵蚀。更早前，多地餐饮协会曾公开质疑美团外卖等平台佣金过高，部分新入驻商户的佣金甚至高达26%，远远超出商家的承受极限。佣金之外，平台的流量分配机制也让商家感到不安。一些商家反映，如果不在某平台做“独家”合作，在其他平台上线，可能会遭到流量降权或配送限制，这实际上是一种隐性的“二选一”压力。在补贴大战期间，这种压力更加明显——平台往往要求商家参与大促才能获得更多曝光，而不参与促销的商家则可能被冷落。对于利润本就微薄的中小商家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两难：要么忍受薄利甚至亏损参与竞争，要么失去订单来源。在这种背景下，商家群体的焦虑和不满不断累积，成为推动监管介入的重要因素。

骑手：算法驱动的生存困境

外卖骑手作为连接平台与消费者的“最后一公里”，其权益保障问题同样备受关注。近年来，骑手因算法派单严格、配送时间被压缩、工作强度大而频发事故，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有骑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经历，称为了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配送，常常不得不逆行、闯红灯，以确保不超时。算法根据平均配送时间不断压缩送餐时限，使得骑手们在车流中竞速，安全隐患增加。此外，骑手群体普遍缺乏劳动合同保障，多数被平台界定为“外包”或“个体工商户”，难以享受社保、工伤保险等基本权益。当平台通过“补贴大战”扩大订单量时，骑手们往往需要承担更大的配送压力，但收入却未必同步提升。一些骑手反映，在订单量激增的补贴高峰期，每单收入反而下降，因为平台通过调低配送单价来对冲补贴成本。这些问题使得骑手群体对平台的依赖与不满并存。当算法将配送时长精确到分钟时，骑手们的生活被严格地“数字化”管理，其劳动权益保障问题日益凸显。因此，在此次外卖行业调查中，监管部门强调要“广泛听取新就业群体意见”，这也反映出骑手群体的诉求已成为平台监管的重要考量。

反垄断法政策解读

《反垄断法》核心条款概览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是维护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基本法律制度。针对不同类型的垄断行为，反垄断法设定了相应的禁止性规定和处罚措施。在此次外卖行业调查中，涉及的反垄断法核心条款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从事一系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其中，第四项明确禁止“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这通常被称为“二选一”条款，即禁止平台强制商家只能在自己平台上开展业务，不得在其他竞争平台上经营。此外，第十七条还禁止“没有正当理由，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或者以不公平的低价购买商品”“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与交易相对人进行交易”等行为，这些都可能与外卖平台的定价策略和交易安排有关。如果监管部门认定某外卖平台在相关市场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并且实施了上述行为，则该平台可能被认定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从而面临法律制裁。
• 垄断协议
  ：反垄断法第十三条禁止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包括横向垄断协议（如竞争者之间固定价格、分割市场）和纵向垄断协议（如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限定转售价格）。在外卖领域，垄断协议可能表现为平台之间通过默契或协议协调定价、联合抵制商家入驻等。例如，如果几家主要外卖平台私下约定对商家抽成比例保持一致，或者共同限制对某家商家的订单量，这些都可能构成垄断协议。垄断协议损害了市场竞争，使消费者和商家利益受损，是反垄断执法的重点打击对象。
• 经营者集中
  ：反垄断法第二十一条禁止经营者集中达到国务院规定的申报标准而未申报的情形。对于平台企业而言，涉及并购、投资等经营者集中行为，如果达到申报标准，需要事先向反垄断执法机构申报，接受审查。审查的目的在于防止集中后的经营者可能通过排除、限制竞争的方式损害市场公平。虽然此次调查主要针对的是外卖平台现有竞争行为，但若调查过程中发现相关平台存在未依法申报的经营者集中行为，也将一并纳入监管视野。
• 公平竞争审查
  ：除了上述直接规制垄断行为的条款外，反垄断法还强调要建立健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这意味着政府各部门在制定涉及经济活动的政策措施时，也要进行公平竞争审查，防止出台排除、限制竞争的内容。对于平台经济这类新兴领域，监管部门在执法过程中会综合运用经济学分析，评估相关市场的竞争状况，确保执法既不缺位也不越位，既维护公平竞争又鼓励创新。

总的来说，反垄断法为本次外卖行业调查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执法框架。监管部门将在调查中评估外卖平台的行为是否符合上述法律条款的要求，是否存在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并据此决定是否采取进一步的法律措施。

本次调查的独特意义

与以往针对具体企业的反垄断案件不同，本次对外卖行业的调查评估具有鲜明的“行业评估”和“规范导向”特征，其意义超越了单一案件处罚。

首先，从“个案处罚”到“行业体检”。以往的反垄断执法往往针对涉嫌违法的具体企业展开调查，一旦查实其违法行为，就依法予以处罚并责令整改。例如，市场监管总局曾对阿里巴巴集团“二选一”垄断行为作出182.28亿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对美团“二选一”行为处以34.42亿元罚款。这些案件具有明确的“个案”性质，即针对特定公司的特定行为进行处罚。而此次外卖行业调查则不预设某家平台一定违法，而是对整个行业的竞争状况进行一次全面体检。监管部门强调，本次调查是“表达竞争关注、评估垄断风险、规范市场秩序的重要举措”。这意味着调查将关注行业整体是否存在结构性竞争问题，如市场集中度过高、是否形成“赢者通吃”的局面、平台规则是否合理等，而不仅局限于个别平台的单次违规行为。

其次，注重“传导监管压力”与“提出处置措施”。本次调查的目标之一是通过对行业的全面评估，将监管压力传导至相关平台企业，促使其主动自查自纠。调查过程中，监管部门将“组织开展分析论证，传导监管压力，提出处置措施”。这表明，监管部门希望通过调查评估，为平台企业提供明确的合规指引，帮助其识别经营中的垄断风险点，从而在源头上预防违法行为的发生。这种“先评估、后处置”的思路，与过去发现问题再处罚的模式有所不同，更加强调事前预防和过程监管。调查结果可能为后续制定行业规范、出台监管细则提供依据，也可能对一些明显违规的平台启动立案调查程序。因此，本次调查具有“治本”意味，旨在通过行业评估推动平台企业建立健全合规体系，实现长期规范发展。

最后，强调“多方参与”和“社会共治”。此次调查明确要“广泛听取平台内经营者、新就业群体、消费者等各方意见”。这一要求体现了监管部门在反垄断执法中更加注重社会多元主体的参与。在反垄断法的传统框架下，执法机构通常依据举报或线索展开调查，但此次调查主动纳入了商家、骑手、消费者等群体的意见，这有助于更全面地了解外卖行业的竞争痛点和诉求。例如，通过访谈商家，可以了解平台抽成、流量分配的实际影响；通过听取骑手声音，可以掌握算法派单、劳动保障的真实情况；通过调查消费者反馈，可以发现“大数据杀熟”、食品安全等与竞争相关的问题。这种多方参与的调查方式，有助于提升执法的民主性和科学性，也彰显了监管部门推动平台经济“多方共治”的理念。调查评估报告将综合各方意见，为下一步制定针对性的监管政策提供参考，从而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综上所述，本次外卖行业反垄断调查具有开创性意义。它标志着我国反垄断执法从个案打击走向行业系统性评估，从被动处罚走向主动规范，从单一执法走向社会共治。通过此次调查，监管部门希望引导外卖平台行业走上“依法合规经营、公平有序竞争”的良性发展轨道，最终实现平台、商家、骑手和消费者的多方共赢。

行业影响与各方反应

平台方：合规压力与战略调整

面对监管部门的强势介入，外卖平台企业普遍表现出积极配合的态度，并在公开声明中承诺遵守法律法规、加强内部管理。以美团为例，其在官方回应中表示“坚决拥护”本次调查，并将“全力做好配合工作”，强调“将以此次调查为契机，和行业内各平台一起，共同落实市场主体责任，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美团还表示，将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进一步提升业务合规管理水平，切实维护平台内商家、骑手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这一表态表明，美团将此次调查视为推动自身和行业规范发展的契机，愿意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

饿了么等其他平台虽未公开表态，但预计也会采取类似策略，即一方面积极配合调查，另一方面审视自身业务模式是否存在合规风险。例如，平台可能需要对自身的佣金结构、补贴政策、流量分配机制等进行合规审查，确保没有触犯反垄断法相关条款。可以预见，在监管压力下，平台将更加注重内部合规体系建设，完善反垄断合规制度，加强对员工的合规培训，以防范潜在的垄断行为。

此外，平台还可能调整竞争策略，从过去的“拼补贴、拼价格”转向更加注重服务质量和技术创新。监管部门早已多次约谈平台企业，要求摒弃恶性价格战，通过提升品质来竞争。此次调查评估无疑将加速这一转变。平台可能将资源更多地投入到提升配送效率、优化用户体验、保障食品安全等方面，而非简单烧钱补贴。例如，有分析指出，未来平台将“从补贴大战转向服务大战、品质战”，以高质量的服务赢得消费者。这种转变将有助于行业整体健康发展，但也意味着平台需要在短期内牺牲部分市场份额以换取长期的合规与可持续。

商家与骑手：期待变化与现实困境

对于广大商家和骑手而言，外卖平台的反垄断调查无疑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他们普遍期待监管能够带来实质性的变化，改善自身的处境。

商家方面，许多中小商户希望监管能促使平台降低过高的抽成比例，减轻经营负担。在调查消息公布后，不少商家表示“终于看到希望”。一些商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过去面对平台的强势，他们敢怒不敢言，只能默默承受高额佣金和不公平的规则。如今监管部门介入，商家们期待平台能够调整收费结构，让利给商户，实现更加合理的利益分配。此外，商家们也盼望平台能摒弃强制“二选一”等行为，给予商家自主选择合作平台的权利，从而形成多平台竞争的局面，让商家在佣金和流量上获得更多谈判筹码。

然而，商家的期待能否真正落地，仍取决于调查的深度和后续监管力度。有法律专家指出，平台与商家之间的矛盾涉及定价机制、算法规则等复杂因素，需要监管部门提出明确规范，否则平台可能通过其他方式转嫁成本。例如，有分析认为，如果仅要求平台降低佣金，平台可能通过提高配送费、技术服务费等方式弥补损失，最终商家和消费者未必真正受益。因此，商家在期待监管的同时，也密切关注监管措施能否切中要害，从根本上解决“平台垄断利润、商家和消费者受损”的怪圈。

骑手方面，外卖骑手群体对此次调查普遍持欢迎态度，他们希望监管能够保障自己的劳动权益，改善工作条件。长期以来，骑手们在算法驱动的严苛管理下工作，缺乏应有的保障。他们期待监管部门能督促平台完善用工关系，保障骑手的基本社保和工伤保险权益；优化派单算法，减少不合理的超时压力；建立透明的评价和奖惩机制，避免因为系统算法的不公而遭受处罚。在调查过程中，监管部门明确表示要“广泛听取新就业群体意见”，这让骑手群体看到了被重视和理解的曙光。一些骑手在社交媒体上留言，希望监管调查能推动平台“算法透明化”“待遇公平化”，让骑手不再成为算法的“奴隶”。

但需要指出的是，骑手权益问题的解决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劳动法、社保制度等多方面因素。反垄断调查更多关注的是竞争问题，可能不会直接解决骑手的劳动合同和社保问题。不过，调查结果可能促使平台在商业模式上进行调整，例如通过提高配送费、减少对骑手的过度压榨，来提升服务质量。这种调整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善骑手的待遇。同时，此次调查引发的广泛关注，也有望推动其他部门（如人社部门）加快出台针对灵活用工和新就业形态的政策，为骑手群体提供更全面的保障。

消费者：短期影响与长期福利

对于消费者而言，外卖平台的反垄断调查可能带来短期和长期两方面的不同影响。

短期来看，补贴大战的降温可能让部分消费者感到“薅羊毛”的机会减少。过去，大额补贴让一些消费者养成了“不补贴就不点外卖”的习惯，如今随着监管介入，平台补贴力度可能逐步减弱，一些消费者担心外卖价格会回升。例如，有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表示，希望监管不要“一刀切”地禁止补贴，否则自己点外卖的支出会增加。这种担忧不无道理，因为补贴减少后，平台可能通过提高商品价格或配送费来对冲成本。如果处理不当，短期内消费者可能感受到外卖价格的上涨。

但长期来看，消费者将从监管带来的行业规范中受益良多。首先，服务质量有望提升。在补贴退潮后，平台竞争将更多地回归到服务质量和配送效率上。为了赢得消费者，平台会更加注重食品安全、配送速度和用户体验。例如，平台可能投入更多资源加强对入驻商家的资质审核，推广“明厨亮灶”等可视化监督，确保消费者点到的外卖既美味又安全。又如，平台可能优化配送网络，提高骑手的待遇和培训，从而提升配送服务的品质和稳定性。这些改进将直接提升消费者的用餐体验。

其次，消费者权益将得到更好保障。调查评估强调要听取消费者意见，这意味着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如大数据杀熟、虚假宣传、售后服务不到位等）将得到监管部门更多关注。一旦发现平台利用数据优势对消费者进行歧视或不公平对待，监管可以及时介入制止。此外，监管压力下，平台也可能完善自身的消费者服务机制，例如建立更高效的投诉处理流程、加强对骑手的服务态度培训等，从而让消费者在遇到问题时能够得到及时解决。

最后，消费者将拥有更丰富的选择。反垄断监管有助于打破平台对商家和消费者的控制，推动形成多平台竞争的格局。在多家平台公平竞争的环境下，消费者将不再被绑定在单一平台上，可以自由选择服务更优、价格更合理的平台。这将促使平台不断创新、降低成本、提高服务质量，以争夺消费者。可以说，监管带来的良性竞争最终将转化为消费者福利的提升。

综上，短期内消费者可能需要适应外卖价格的小幅调整，但从长期看，监管将推动行业朝着更加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消费者将享受到更优质的服务和更公平的待遇。

行业数据支撑

为了更直观地了解外卖行业的现状和各方诉求，以下引用若干行业数据和报告，以佐证上述分析的合理性。

首先，行业规模与竞争格局。数据显示，中国外卖市场在2025年已进入“万亿级”规模，交易额突破1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约20%。同时，日均订单量从年初的约1亿单飙升至2亿单以上，峰值时期接近3亿单。如此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快速增长的订单量，吸引了众多玩家涌入，形成了美团、饿了么双寡头格局，以及京东外卖、淘宝闪购等新入局者。行业的高速增长和新玩家的加入，一方面推动了竞争，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内卷”。数据表明，2025年第二季度，美团外卖的日均启动次数约为5873万次，饿了么约为5831万次，两者旗鼓相当，竞争激烈。这种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正是监管部门关注“内卷式”竞争和数据安全等问题的重要原因。图1：2025年中国外卖市场日均订单量变化

其次，商家利润与消费者反馈。一项针对全国4万余家餐饮商户的研究表明，外卖补贴大战在短期内刺激了订单增长，但商户普遍呈现“增量不增收”的状态。具体而言，商户的日均外卖订单量增长了7%，但实际收入却下降了约4%，总利润平均降幅高达8.9%。这说明，大额补贴主要由商家和平台承担，消费者在短期内享受了低价，但并未带来真正的长期利益。同时，补贴战过后，商家利润被压缩，甚至出现“卖得越多，亏得越多”的怪象。这与前述商家抱怨“10元的订单有时只能到手5元”的案例不谋而合。这些数据反映出外卖行业竞争的扭曲效应，也从侧面印证了监管介入的必要性。图2：外卖补贴大战对商家各项指标的影响

再次，投诉与维权数据。据全国消费者协会统计，2024年有关外卖餐饮的投诉量在服务类投诉中名列前茅，成为消费者投诉的“重灾区”之一。消费者投诉的问题主要集中在食品安全、价格欺诈、虚假宣传、售后服务不到位等方面。此外，有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消费者表示曾遇到外卖送餐延误或食品质量问题，其中一部分问题与平台对商家和骑手的监管不力有关。这些投诉数据反映出消费者对外卖服务的不满情绪，也从侧面说明了平台在竞争过程中可能忽视了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监管部门的介入，有望促使平台更加重视消费者体验，减少此类投诉的发生。图3：2024年主要服务类投诉量对比（单位：件）

最后，国际对比。在全球范围内，欧盟等发达地区也对数字平台竞争问题高度关注，并采取了严格监管措施。例如，欧盟于2022年11月生效的《数字市场法》（DMA）针对大型科技公司制定了明确的竞争规则，要求其不得自我优待、不得限制用户选择、必须开放数据等，并设定了高额罚款和结构性救济措施。这一立法体现了对平台经济进行“事前监管”的思路，与我国此次行业调查评估有异曲同工之处。借鉴国际经验，我国监管部门在调查中也强调要引导平台企业加强风险识别和合规管理，有效防范反垄断合规风险，促进行业创新和健康发展。这种与国际接轨的监管思维，将有助于我国平台经济在规范中走向全球，提升国际竞争力。

综上，各方反应和数据都表明，外卖行业的反垄断调查势在必行，且有望产生深远影响。平台、商家、骑手和消费者等不同主体，短期内可能有不同的感受，但长期来看，行业将朝着更加公平、有序、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同类案例对比

为了更好地理解外卖行业反垄断调查的性质和影响，有必要将其与国内其他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案例以及国际上的类似监管举措进行对比分析。

国内其他平台反垄断案例

近年来，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对多个互联网平台行业进行了查处，积累了丰富经验。以下选取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总结其监管规律和启示：

• 阿里巴巴“二选一”案（2021年）
  ：2020年底，市场监管总局对阿里巴巴集团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查明其在中国境内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市场具有支配地位，并实施“二选一”等限定交易行为。调查认定，阿里巴巴禁止平台内商家在其他竞争性平台开店或参加促销活动，排除、限制了相关市场竞争，损害了平台内商家和消费者合法权益。2021年4月，监管总局依法对阿里巴巴作出行政处罚，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其2019年中国境内销售额4%的罚款，计182.28亿元。该案是中国反垄断史上迄今金额最大的罚单之一，释放了监管层对平台垄断行为“零容忍”的强烈信号。案例表明，无论平台规模多大、背景多强，只要触犯反垄断法红线，都将受到严厉处罚。同时，该案也促使阿里巴巴对其商业模式进行深刻整改，从“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向更加合规、开放的方向转型。
• 美团“二选一”案（2021年）
  ：紧随阿里案之后，2021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根据举报，对美团实施“二选一”等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经查，美团自2018年以来滥用在中国境内网络餐饮外卖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通过差别费率、拖延商家上线等手段，促使商家与其签订独家合作协议，并采取收取独家合作保证金、数据算法控制等技术手段保障“二选一”行为实施，排除、限制了市场竞争。2021年10月，监管总局对美团作出行政处罚，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独家合作保证金12.89亿元，并处以其2020年中国境内销售额3%的罚款，计34.42亿元。美团案与阿里案在行为性质上类似，都属于利用市场支配地位强制商家“站队”的行为。不同的是，美团案发生在更贴近民生的餐饮外卖领域，对社会公众日常消费的影响更为直接。该案再次强调了“二选一”等行为的违法性，并对平台企业提出了明确警示。值得注意的是，美团在案后也进行了整改，如调整佣金结构、优化商家服务政策等，体现出反垄断处罚对平台行为的矫正作用。
• 互联网保险平台“二选一”系列案（2021年）
  ：2021年，监管部门对多家互联网保险平台涉嫌“二选一”行为进行了调查和处罚。例如，水滴保险、轻松筹等平台被指要求保险公司“二选一”，即保险公司要么选择其独家合作，要么被限制参与某些营销活动。这些行为被认为限制了保险公司的选择权和消费者的保险选择。监管机构对这些平台进行了约谈和罚款，并责令其整改。该系列案表明，“二选一”并非电商、外卖领域独有，在保险、金融科技等领域同样存在，监管已开始全面关注此类行为。
• 社区团购平台“二选一”案（2020-2021年）
  ：2020年兴起的新兴社区团购领域也出现过类似问题。一些平台通过高额补贴吸引商家和用户，同时要求商家不得在其他平台上线或参加活动。监管机构及时介入，对相关平台进行了约谈和指导，强调不得实施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这体现了监管部门对新业态的快速反应，以及对资本无序扩张的防范。

从上述案例可以总结出几点监管规律：首先，监管部门对“二选一”这类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持坚决反对态度，无论发生在哪个行业，一经查实，都会依法严惩。其次，罚款并非唯一目的，更重要的是通过处罚促使企业整改，恢复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例如，阿里和美团案中，监管机构都发出了《行政指导书》，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建立健全合规制度。再次，宽严相济。对于主动整改、配合调查的企业，监管会给予一定的宽限期和指导；而对于顶风作案、拒不改正的，则从重处罚。最后，注重长效机制。在个案处罚之外，监管机构还出台了《平台经济反垄断指南》《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等文件，为平台企业划定“红线”，明确禁止哪些行为，引导其合规经营。

将这些规律与外卖行业调查相比，可以发现本次调查在执法模式上有所不同。以往案件多针对已发生的垄断行为进行处罚，而外卖行业调查侧重于事前评估和行业规范。这并不意味着对“二选一”等行为的容忍度降低，相反，它表明监管部门希望在问题演变为严重违法之前就予以纠正。从效果上看，行业调查可能比事后处罚更能防患于未然，引导企业从一开始就走上合规轨道。当然，这需要监管部门在调查中坚持公平公正，既要发现问题也要给予企业整改的机会，从而实现“规范与发展并重”的目标。

国际对比：欧盟的外卖平台监管

在国际上，针对外卖（即食品配送）平台这一具体业态，监管的关注点与我国有所不同。欧盟更关注的是平台对劳动者权益的影响和数据合规，而我国此次调查侧重于市场公平竞争。不过，欧盟在数字平台领域的整体监管思路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

欧盟对数字平台的监管框架。欧盟近年来先后出台了《数字服务法》（DSA）和《数字市场法》（DMA）两部重量级法规，于2022年11月正式生效。DSA主要针对在线内容的非法有害信息治理、广告透明度、用户权益保护等问题，要求平台承担更多社会责任。DMA则针对大型科技公司（被称作“守门人”）制定竞争规则，旨在防止其滥用市场主导地位。DMA要求“守门人”平台不得自我优待，不得限制用户选择，必须开放数据，并设定了高额罚款（最高可达全球营业额10%）和结构性救济（如业务拆分）等措施。两部法规共同构成了欧盟对数字平台的监管体系，体现了“预防为主、惩戒为辅”的思路。

欧盟对配送平台的特殊关注。欧盟各国对Uber Eats、Deliveroo等外卖平台也进行了监管，但更多是从劳动法和消费者权益角度出发。例如，西班牙、意大利等国法院曾裁决外卖骑手属于平台雇员，应享有最低工资、带薪休假等权益，这迫使平台在当地改变用工模式。欧盟委员会也关注平台对商家的抽成和算法透明度，但尚未像对待Google、Facebook那样出台专门针对外卖平台的竞争规则。这可能是因为外卖平台在欧洲的市场集中度相对较低，各国竞争环境差异较大，且欧盟整体更关注跨国科技巨头对单一市场的影响。

中国特色的监管思路。与欧盟相比，我国此次外卖行业调查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一方面，我国直接将外卖平台纳入反垄断监管范畴，关注的是平台之间的竞争行为对商家和消费者的影响，这与欧盟关注劳动者和数据的角度有所不同。这反映出我国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衍生出了独特的竞争问题，需要监管部门有针对性地加以规范。另一方面，我国在监管手段上注重行政指导与行政处罚相结合。例如，在阿里、美团案中，监管机构不仅开出巨额罚单，还通过行政指导书要求企业整改，这是一种“罚教结合”的方式。而欧盟则更多依赖法律诉讼和罚款，行政指导相对较少。这体现了我国“监管就是服务”的理念，即在处罚的同时，为企业指明合规路径。

总体而言，国际经验表明，对数字平台的监管需要统筹考虑竞争、劳动者权益、数据安全等多重维度。我国此次外卖行业调查主要聚焦竞争层面，未来也可借鉴欧盟经验，加强对骑手等灵活用工人员的社会保障，以及对用户数据的保护。通过多维度监管，才能真正实现平台经济的规范健康发展。

中国特色的监管思路

综合国内案例和国际经验，可以提炼出我国对平台经济反垄断监管的一些鲜明特点：

• 问题导向与目标明确
  ：我国的反垄断执法始终紧扣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无论是阿里、美团的“二选一”，还是外卖行业的“内卷式竞争”，监管部门出手前都经过了充分的调研和约谈，明确执法要解决的痛点是什么。这种问题导向使执法具有针对性，能够迅速回应社会关切。
• 宽严相济与标本兼治
  ：我国在执法过程中注重把握力度和节奏。对于顶风作案、严重违法的行为，坚决予以严惩，形成震慑；对于主动整改、配合调查的企业，则给予一定宽限期，指导其完善制度。同时，通过出台指南、标准等，实现“治标”与“治本”相结合，力求从根本上消除问题产生的土壤。
• 多元共治与公众参与
  ：我国监管部门在执法中强调发挥行业协会、消费者组织、媒体等各方的作用。例如，在此次外卖行业调查中，明确要求听取平台内经营者、新就业群体、消费者意见，这实际上是一种公众参与式的执法。这种多元共治的模式有助于提升执法的公正性和公信力，也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多方协同治理的思路。
• 服务型执法
  ：我国反垄断执法不仅强调“管”，更强调“服务”。监管机构在执法过程中，往往提供咨询、指导，帮助企业理解法规要求。例如，在调查阿里巴巴后，监管机构多次与阿里沟通整改方案；在调查美团后，也指导其优化佣金结构。这种服务型执法体现了监管的温度，能够帮助企业更好地实现合规经营，实现监管与发展的良性互动。

综上，我国平台经济反垄断监管已形成一套具有自身特色的思路和做法。在外卖行业这一新领域，监管部门既借鉴了过去的经验，又根据行业特点进行了创新。可以预见，随着调查评估的深入，我国对平台经济的监管将更加成熟、更加科学，在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同时，促进行业创新和可持续发展。

专家观点与网络声音

外卖行业反垄断调查消息一出，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议。法律学者、经济专家、行业从业者和普通网友纷纷发表看法，形成了观点多元的讨论氛围。

权威专家解读

专家们普遍认为，此次调查是监管部门落实“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战略的具体举措，对于规范外卖行业竞争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浙江理工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王健教授指出，近年来我国平台经济快速发展，但也出现了“垄断竞争失序”等问题，需要通过反垄断执法来恢复市场竞争秩序，维护公平竞争环境。他认为，此次对外卖行业的调查评估，体现了监管部门对平台经济领域持续、常态化监管的态度，将引导平台企业依法合规经营，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王健教授强调，反垄断执法的目标并非简单地“以罚代管”，而是要通过执法引导企业建立合规体系，实现长期健康发展。他建议平台企业要主动适应监管要求，将合规经营转化为自身发展的内在动力。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王先林认为，此次调查评估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我国平台经济反垄断监管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他表示，近年来监管部门对阿里巴巴、美团等案件的查处，已经初步形成了对平台经济系统化、常态化监管的态势，为平台企业划清了“红绿灯”，平台企业依法合规意识有了明显提升。王先林教授指出，此次对外卖行业的调查，是监管部门在总结前期执法经验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旨在从行业层面解决竞争问题，而非局限于个别平台。他预测，调查评估结果将为后续制定更有针对性的监管政策提供依据，推动外卖行业形成更加公平、开放、包容的竞争生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魏露露则从比较法视角进行了分析。她指出，欧盟的《数字市场法》通过设立“守门人”制度和事前监管机制，对大型科技公司进行严格约束，其经验值得借鉴。魏露露认为，我国此次外卖行业调查与欧盟的“事前监管”思路不谋而合，都是在问题演变为严重垄断之前就予以介入。她建议，我国可以考虑建立针对大型平台的“分类分级监管”制度，将市场影响力大的平台纳入重点监管范围，对其并购行为、定价策略、算法规则等进行持续监测，防患于未然。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陈际云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认为，外卖行业的竞争问题本质上是平台经济“网络效应”和“规模经济”带来的必然结果。他解释说，当平台用户和商家数量达到一定规模后，新进入者很难撼动既有平台的优势地位，市场容易形成“双寡头”甚至“单寡头”格局。这种格局下，平台倾向于通过提高抽成、控制流量来最大化利润，从而损害商家和消费者利益。陈际云建议，除了反垄断执法外，还应鼓励行业创新和多元化发展，例如培育本地生活服务领域的其他新兴业态，以增加竞争维度，防止出现“赢者通吃”的局面。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黄勇关注的是执法与发展的平衡。他表示，反垄断监管既要严厉打击违法行为，也要避免过度干预市场。黄勇认为，此次调查评估体现了监管部门在执法力度与市场活力之间寻求平衡的努力。他建议，在调查过程中，监管机构应与平台企业保持沟通，听取其合理诉求，共同探讨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对策。例如，针对商家反映强烈的佣金问题，可以考虑通过政策引导平台优化收费结构，而非简单禁止收费，从而实现多方共赢。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戚聿东则从消费者视角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外卖行业竞争加剧后，消费者在短期内享受了补贴带来的实惠，但长期来看，如果行业竞争被少数平台垄断，消费者可能最终为高价低质的服务买单。因此，监管部门及时介入，维护公平竞争，是对消费者长远利益的保护。戚聿东建议，监管机构在调查中应特别关注平台对消费者数据的利用，防止出现“大数据杀熟”等现象，保护消费者隐私和公平交易权。

网络热议：公众情绪与调侃

在社交媒体上，外卖行业反垄断调查也引发了网友的热议。舆论总体上对监管举措表示支持和赞赏，同时也有一些幽默的调侃和质疑的声音，体现了公众复杂的情绪。

支持与期待：大多数网友对外卖行业的监管持欢迎态度。有网友评论道：“早就该管管了！外卖平台这些年的‘内卷’太严重了，商家和骑手都苦不堪言。”许多网友表示，希望监管部门能够深入调查，揭露行业内幕，让那些损害商家和消费者权益的平台受到应有的惩罚。一位网友留言：“期待调查结果，还我们一个公平的外卖市场！”还有人建议，监管不仅要罚款，更要督促平台整改，比如降低商家抽成、保障骑手权益等，让监管真正落到实处。

调侃与质疑：在支持声中，也夹杂着一些调侃式的评论，反映出公众对平台“店大欺客”的不满情绪。有网友戏称：“平台说‘坚决拥护’，估计是怕被罚得更狠。”还有人打趣道：“以后点外卖是不是不用再担心被算法杀熟了？”这些调侃虽然带有戏谑成分，但也从侧面反映出公众对平台行为的不满和对监管的期待。此外，也有少数网友提出质疑，认为反垄断执法是否会影响外卖行业的发展，导致补贴减少、价格上涨。对此，多数网友予以反驳，认为“只有规范了竞争，行业才能健康发展”，否则恶性竞争下去，最终受害的还是消费者和商家。

热点话题：调查消息公布后，一些网络热词和段子也流行起来。例如，“二选一”再次成为热词，不少网友回忆起过去被迫在美团和饿了么之间做选择的无奈经历，对监管介入表示欣慰。又如，“大数据杀熟”“算法压榨”等词汇被提及，网友分享自己被算法“杀熟”的经历，呼吁监管部门将这些问题也纳入调查范围。还有网友将此次调查与之前的互联网反垄断案件做对比，戏称“下一个该轮到谁了？”，反映出公众对整个互联网平台监管力度的期待。

总体来看，网络舆论对外卖行业反垄断调查以支持为主流。公众普遍认为，这是监管部门回应社会关切、维护公平竞争的必要之举。同时，公众也密切关注调查的进展和后续效果，希望监管能够真正解决问题，而不是“一阵风”式的运动。这种舆论环境为监管部门提供了民意基础，也对监管机构提出了更高要求：调查既要严厉，也要公正透明，让公众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效。

监管趋势展望

随着外卖行业调查评估的推进，未来平台经济的监管趋势值得深入思考。可以预见，监管部门将在总结此次调查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监管框架，引导平台经济走上更加规范、健康的发展轨道。

趋势一：监管常态化与制度化。此次外卖行业调查表明，监管部门对平台经济的监管将进入常态化、制度化的新阶段。未来，监管部门可能对更多平台经济细分领域开展类似的行业评估，如电商直播、社区团购、共享出行等，以及时发现和纠正行业内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与此同时，监管制度将更加完善。一方面，《反垄断法》及配套规则将进一步细化和更新，以适应数字经济发展需要。例如，针对“大数据杀熟”“算法合谋”等新型垄断行为，可能出台更具操作性的认定标准和处罚细则。另一方面，监管机构可能建立对大型平台的年度评估机制，定期检查其竞争合规情况，形成“日常监管+专项执法”相结合的模式。这将促使平台企业将合规经营融入日常运营，而非仅仅在调查时才临时抱佛脚。

趋势二：执法精准与分类施策。未来的监管将更加注重精准施策，避免“一刀切”。监管机构将根据平台规模、市场影响力等因素，对平台企业进行分类监管。对于市场支配地位显著的“超级平台”，监管要求将更加严格，例如要求其承担更高透明度、开放数据等义务，防止其利用优势地位损害竞争。对于中小型平台，监管将侧重于指导其建立合规体系，鼓励其创新差异化服务，形成与大平台错位竞争的格局。这种分类监管类似于欧盟的“守门人”制度，有助于提高监管效率，将有限资源集中在可能产生最大风险的平台上。

趋势三：合规成本上升与创新驱动。随着监管要求的提高，平台企业将面临更高的合规成本。这可能包括：聘请专业的反垄断合规团队、建立内部举报和监督机制、定期进行竞争合规自查、调整商业模式以避免触犯法律红线等。这些合规成本的增加，短期内可能压缩平台利润，但长期看将促使平台更加注重内功修炼，通过技术创新和服务提升来获取竞争优势，而非简单通过烧钱补贴或垄断手段。可以预见，平台将加大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供应链管理等方面的投入，以提高运营效率、降低成本，同时开发新的业务模式，如即时零售、社区服务等，以寻找新的增长点。这种由合规压力驱动的创新，将有助于平台经济从“野蛮生长”向“精耕细作”转变。

趋势四：社会共治与多元参与。未来的监管将更加注重发挥社会各方的作用，构建政府监管、企业自律、社会监督“三位一体”的治理格局。一方面，监管部门将继续畅通举报渠道，鼓励商家、消费者、骑手等举报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并对举报线索深入核查。另一方面，行业协会、消费者组织、媒体等将被赋予更多参与监督的职责。例如，行业协会可以制定行业自律公约，对平台进行信用评价；消费者组织可以开展满意度测评，发布行业报告；媒体可以加强舆论监督，曝光违规行为。这种多元共治的模式，将形成监管合力，提高治理效能。

趋势五：国际合作与标准对接。随着中国平台企业走向全球，监管也将面临国际视角。未来，中国可能加强与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监管机构的交流合作，参与制定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国际规则，提升我国在相关领域的话语权。同时，在国内监管中，也将参考国际先进经验，如欧盟的《数字市场法》、美国的平台反垄断实践等，不断完善我国监管制度。这种国际对接，既有助于我国平台企业在海外合规经营，也有助于引入国际资本和先进技术，促进行业开放发展。

趋势六：注重发展与规范并重。需要强调的是，监管的目的不是扼杀平台经济，而是促使其更好地发展。未来，监管部门将在规范与发展的平衡上持续发力。一方面，对那些严重扰乱市场秩序、损害公众利益的行为，坚决予以制止和惩处；另一方面，对平台企业在创新、就业、乡村振兴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也会予以肯定和支持。例如，监管部门可能出台激励措施，鼓励平台企业开发下沉市场、服务中小商家、参与公益事业等，实现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这种“有奖有罚”的监管思路，将引导平台企业将更多资源投入到真正有价值的创新和服务上，而非用于无序扩张和恶性竞争。

总之，外卖行业反垄断调查标志着平台经济监管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展望未来，监管将更加科学化、精细化和系统化。平台企业应以此为契机，加强合规管理，提升创新能力，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与监管部门共同努力，推动平台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这是平台经济行稳致远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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