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的第972篇原创文章
2026 年 2 月 27 日
高盛亚洲经济研究团队
发布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
——正文字数1864，阅读时间5分钟——
高盛的报告从政策意愿、财政能力、问题诊断、实施路径四大维度，完整拆解了中国决策层拒绝 “普惠式现金发放” 的底层原因
1.怕养懒汉，无效放水。
2.财政盈余空间比公众预想中要小
疫情之后GDP增速放缓，为了兜底政府隐性债务，中央/地方疯狂发债，叠加地方隐性债务后，政府广义债务率已接近 GDP 的 120%。
美国25年的政府广义负债率也才130%。
再这么下去，中国的广义负债率太高就不利于用财政盈余去解决其他问题
例如：老龄化。
3.国内有消费能力的群体，没地方消费
决策层认为，消费疲软的核心短期拖累是房地产下行的财富效应（城镇住房市值较峰值缩水约 100 万亿）
待地产市场企稳后，消费会自然修复，短期现金刺激并无必要；
但这里有两个很残忍的问题：
1.地产市场要多久才能企稳？
市场自发性出清的结果得参考隔壁日本失落的30年。
2.地产市场企稳之后，真的能有效刺激消费？
地产企稳的前提是那些背负20~30年的超长期房奴已经偿还债务了，手头开始有闲钱了。
但按照这个逻辑来看，经济回暖的真正答案并不是地产市场企稳，而是房奴们还完债务。
现在政策端想通过“收储”+“指导二手价”进行宏观调控，稳住楼市，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供需失衡【没那么多人住房】的问题。
当然，这一点高盛团队在研报里面也是抱有“观望”的态度。
毕竟中国人消费从来不是掏存款，而是通过“工资上涨”来提升消费。
在咱们默认的理念里，存款那是拿来应急，以备不时之需，而不是拿来乱花钱的。
绕了一圈，最核心的问题出来了：贫富差距能不能缩小？打工人的平均工资能不能涨一点？
能，消费就有更多的动力；
不能，拉倒。
当然，咱们的看法跟决策层的看法似乎差得有“亿”点点远。
决策层判断，居民存款规模已远超疫情前趋势，核心矛盾不是 “缺钱”，而是消费场景不足、服务供给不完善（如养老、文旅、托育等），因此政策更倾向于建设消费场景、优化供给，而非直接发钱。
从最近两年的政策来看，消费提振也确实是往这个方向靠拢。
社区养老、低成本文旅【淄博烧烤、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中小学的春假、秋假【家庭出行刺激消费】。
毕竟，过去这么多年，咱们国家也没形成刺激消费的固定路径
最擅长的也就是以旧换新、但除此以外，全都是新招，怕一下子步子跨太大扯到蛋了。
总归是得慢慢来。
高盛亚洲团队的这份报告的价值在于，它明确的指出市场期望与政策期望的背离现象
市场普遍认为 “消费弱是因为居民没钱、没信心，发钱就能解决”
决策层认为，消费疲软的核心短期拖累是房地产下行的财富效应，居民存款规模已远超疫情前趋势，核心矛盾不是“缺钱”，而是消费场景不足、服务供给不完善
高盛的这份报告可以结合4月30号通过的《社会救助法案》一块分析。
《社会救助法》是不是好事，肯定是好事。
说明咱们注重中低收入人群的生存状况。
再不兜底，很多人要面临的就是极端报复社会和悄无声息的死亡。
无论是哪种，维持社会秩序和社会安全管理成本都是大幅度上升。
摆在面前就俩个选择：
当做无事发生，接着奏乐接着舞。
要么最低限度给斩杀线边缘的人一个兜底的机会
与其被动的坐等事情往最坏的结果一路狂奔，不如至少有限度进行保障。
网上有很多人早在几年前就呼吁，政府最低限度也得给生活失败、负债累累、生存边缘垂死挣扎的社会群体一次挽救/兜底的机会。
我能理解，高福利带来的社会资本开支会给财政预算带来不可逆的巨大负担，但也不必一刀切、矫枉过正。
实际上，摸着其他国家经验过河，不一定能避开很多坑，相反会产生一种“我不同与人”的错觉，然后挨个趟雷。
别管前面有多少国家趟雷，踩过多少坑，反正到咱们这里该买的教训基本一个不少。
就像投资，总得交钱买学费，不过是多还是少的问题罢了。
以前咱总嘲笑日本失去的三十年，被房地产搞得一蹶不振，平成废宅躺家里不动；
现在再看，何尝不是在照镜子，昨日他人一如今日的我。
当然，必须得说，去年政策端就有尝试有限度的保护社会弱势人群。
毕竟是形势比人强。
再不兜底的话，积累的隐性风险是很高的。
与其等问题一发不可收拾再处理，不如及时解决。
《社会救助法》就是这样一个信号。
但是摆在面前的问题也不少，需要关注：
1.救助法由谁负责？【人大常委会牵头了，那交给哪个部门监督、哪个部门落地】
2.救助法每年的经费预算有多少？
3.救助法的救助范围是多大？
在当前各地财政预算吃紧的状态下，假如由中央牵头去划分一笔专项资金用于“救助法”，那么有没有可能被某些地方拿来“三保”（保民生、保工资、保运转）。
这是有先例的。
说到底，大家都有难处的情况，资金捉襟见肘，总会牺牲一批人，但谁都不希望“被牺牲的人”是自己。
社保尚且如此，救助法很难不确保出现类似的情况。
但至少先有这个态度，再往后一步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