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数日紧张谈判，第27届联合国气候大会（COP27）于北京时间11月20日14点左右终于落下帷幕，各国代表于当日凌晨达成协议，同意设立一个基金机制，以补偿因气候变化引发的灾害损失和损害。
设立“损失和损害”的基金机制可谓本届气候大会拿得出手的成果，但其中诸多重要细节尚未敲定，距离实际面世还需要一段时间。而在真正对全球气候变化忧心忡忡的专家眼中，对于损失与损害的补偿，显然已经是气候变化发生后的结果。
在财新云会场“气候变化与能源变局下的危与机”上，与会专家表示，“从损失、损害的角度不解决气候治理的根本问题，最重要的还是聚焦减排，并落到实处。应对气候变化，实现能源转型是必由之路，而要实现能源的经济性和安全性，必须加强国际合作，增进互信，建立起值得信赖的全球化供应链、产业链。对于中国而言，在地缘政治带来‘价值至上’而非‘成本至上’的贸易规则变化下，尤有必要进一步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并坚持在能源转型上的战略定力，推动国际气候融资，打通低碳技术、绿色产品的贸易壁垒，重建跨国资金和技术流通的渠道。”
短期能源危机下继续保持战略定力
为应对温室气体增加导致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签署。自此起，国际社会开始以国际公约的形式对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进行限制。然而在2009到2018年的十年间，全球温室气体计划每年减少排放量3.3%的目标非但没有实现，反而以每年1.5%的速度逐年增加，甚至在2018年，二氧化碳总排放量达到了人类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峰值，突破了553亿吨。根据联合国环境署2022年报告，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虽在2020年有所下降，在2021年又急速上升。化石能源尤其是煤炭的消费在反弹。
能源基金会项目副总裁李洁女士在财新云会场提出，如果要实现巴黎协定确定的1.5度跟2度的温升控制目标，全球要在2030年之前减排45%或者30%，任务非常艰巨。
在李洁看来，中国自2001年明确定量的能耗强度目标开始，陆续对能源强度和碳强度能源总量进行了定量控制，用过去20年的时间为控制碳总量管理做好了准备，践行着发展和碳排放的脱钩，取得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同时能耗强度下降30%、碳强度下降40%的成绩，绿色产业也取得了重大发展，在可再生能源的制造以及装机发电、电车、电池、高铁、储能等领域都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绿色低碳的能源安全跟竞争力，如果能够很好地形成一个多赢的组合方式，会给中国带来更高质量的发展。”李洁说。
然而随着俄乌冲突的全面爆发，一场席卷全球的能源市场冲击波被引爆成为欧洲，乃至全球范围的能源危机，在多重危机叠加的格局下，是否需要对既往的减排策略有所调整？
与会的博众智合能源转型论坛中国区总裁涂建军提出，一定要区分短期能源危机应急措施和中长期能源安全战略之间的区别，走回头路的国家和个人看到的是一场清洁能源危机，顺应历史潮流而动的国家和个人看到的是一场化石能源危机。他认为，欧洲当前的能源危机并不是一场清洁能源危机，从欧盟社会以及欧盟决策者的角度看，他们恰认为正是由于欧盟在清洁能源领域的投资不足才导致了当前在能源安全应对上的被动。为此，欧盟正在通过REPowerEU计划加大对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的投资，以增强能源安全系统的韧性。
就欧盟的REPowrEU能源计划，与会的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江华对此进行分析。他提出，该计划从节约能源、能源供应多样化以及加速推进可再生能源三方面来入手。在加速推进可再生能源方面，欧盟将2030年的可再生能源占比目标从目前的40%提升到了45%，其中，光伏产业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根据欧盟计划，2025年要实现超过320吉瓦的光伏并网目标，较2020年翻一番。到2030年再进一步扩大到600吉瓦。如果要达到这个目标，欧盟未来每年新增装机量至少要达到40吉瓦以上。
与会的世界风能协会副主席、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海岩也表示，欧盟发生的天然气危机更彰显了化石能源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不安全性，而发展风电、光伏，加大风电、光伏可再生能源装机，恰是实现能源独立、能源经济和安全的重要途径。为此，发展可再生能源，实现绿色能源的绿色转型，中国应该要保持战略定力，要坚定信心。他强调，煤炭成本高昂导致的火电亏损，由此而导致的开机不足，这恰是中国缺电的真正原因之一。
在李洁看来，在向低碳、绿色转型的过程中，全球的产业格局一定会发生变化。首当其冲的是风、光等可再生能源产业，以及电动汽车电池相关的产业，将会占有一席之地。另外，燃料和原材料的世界供应格局也会发生变化，油气主导的全球能源竞争格局会转向锂、钴、镍、石墨烯，这些原材料富集的国家和地区将越来越在地缘政治上扮演重要角色。
涂建军进一步建议，在能源危机时期，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对眼下能源安全的强调需要适可而止，因为危机时期能源安全肯定重要，但是站在中长期的视角，在危机频发的时代，用客观、中立的态度正确了解欧洲应对能源危机以及其他发达国家能源转型的经验、教训至关重要。展望未来，为了保障中长期能源供应安全以及做好应对下一轮地缘政治格局大幅变动的准备，中国与任何国家在化石能源进口领域都不宜过度捆绑。
深入推进能源体制革命，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深入推进能源革命”“确保能源安全”“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2014年6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就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其中包括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和能源体制革命，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秦海岩提出，随着地方政府纷纷规划新能源产业基地作为经济发展的抓手，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会得到推动，电力系统脱碳会首当其冲。
江华则提出，提升新能源支撑新型电力系统的能力，一方面要加强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自身的智能化程度，包括提高功率预测精度、提升光伏发电的电网友好性，另一方面也要加快发展储能系统，提升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稳定性，并形成完善的价格形成机制。“国家已经制定了到2030年新能源全面参与电力市场交易的目标，但是目前新能源参与电力市场交易的价格普遍走低，加上一些辅助服务分摊以及系统偏差考核等因素，新能源发电经济性下降，未来新能源发展的挑战会十分巨大。”基于此，江华建议，国家要尽快建立和完善体现新能源绿色价值的政策体系，如绿电交易、绿证交易、碳交易，使新能源发电不光要体现电力价值，还要体现绿色价值。
李洁进一步提出，正在开展的区域现货市场试点、全国统一大市场、绿电交易、绿证交易、碳市场试点，对于其中存在重叠的部分，需要政策端考虑理顺之策。
“恰恰最困难的就在能源体制。”涂建军认为。在他看来，能源体制改革其实超越了能源行业的范畴，这包括国有能源企业与民营新能源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电力企业进入油气领域开拓、有国际竞争力的国有油气企业进入电力领域开拓等，“国际上讨论更多的是综合能源，而不是国内风、光怎么补贴化石能源发电以维护系统稳定性、利益补偿和配储能等讨论方向。”
以互信迎接能源产业颠覆性变革
在全球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的要求下，发展以光伏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已成为全球共识，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发布的报告，到2030年，全球的光伏装机量将接近5221吉瓦，到2050年，将超过14太瓦。如果按照2021年全球累计光伏装机量926吉瓦来计算，到2030年，全球每年的新增光伏装机量大概是477吉瓦。
江华分享了伍德麦肯兹和BP的报告，“在2021年，中国、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光伏发电成本已经低于最便宜的化石能源，欧洲的跟踪式大型光伏发电系统发电成本也仅次于陆上风电，成为第二便宜的电源。而且，到2030年全球光伏发电的成本还将下降40%-55%，光伏发电的竞争力将体现得更加明显。”
据江华介绍，“中国光伏产业近10年来保持了非常快速的发展势头，光伏的新增装机量已经连续9年位居全球第一，累计的光伏装机量连续7年位居全球第一。而且，产业化的技术水平和实验室的研发水平都位居全球第一。同时，中国多晶硅、硅片、电池、组件四类产品的全球产量占比都在80%左右或者以上，硅片甚至超过97%，多晶硅产量连续11年位居全球首位，组件产量连续15年位居全球首位，生产制造能力也是全球第一。四类产品均有7家以上的中国企业位居全球前10，硅片更是囊括了全球前10。”
中国风电产业在全球市场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据秦海岩介绍，中国的风电装机累计占了全球50%，在过去10年每年新增装机几乎占全球的40%-50%。“中国这个最大规模的单一市场，为中国风电的供应链、产业链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市场，摊薄了设计成本、物流成本、固定资产的投资成本、市场开发成本，甚至是原材料采购成本，为风电成为最便宜的电力、最廉价的电力提供了重大基础。”秦海岩说。
但似乎有着广阔国内外市场前景的光伏和风电产业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与会专家看来，全球供应链市场的成本导向正走向价值导向，以意识形态相符为原则开展贸易，做“友爱转移”，中国产品的成本优势可能不再是购买的优先考虑因素。此外，各国均在大力支持本土光伏制造业的发展，如美国2022年推出通胀削减法案，祭出了非常优惠的税收抵免政策，以降低本土光伏制造的成本，引导制造业回流。
COP27成果不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地缘政治冲突导致全球主要经济体互信下降。针对此，与会专家提出，要加强国际合作，增进互信，建立起全球值得信赖的全球化供应链、产业链，这样才能利于中国和世界一起实现气候变化目标，实现能源转型，实现能源的经济性和安全性。
本文作者：珂维
